元史廉希宪传(越界的同义词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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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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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史廉希宪传,越界的同义词有什么?
越过境界、区划。
引申:超过了本分。《元史·廉希宪传》:“仕于 宋 者,子弟得越界省其亲人。”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上海 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 近义词:越境,超界 希望能帮到你!2. 武威廉姓由来?
廉姓的来历?
一、姓氏源流
廉(Lián)姓源出有二:
1、出自高阳氏,为颛顼的后裔,以祖名为氏,始祖为大廉。根据《元和姓纂》和《姓纂》记载,黄帝之子名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孙名大廉。其子孙有以其名字命姓者,乃成廉姓。廉姓的出处河东,就是现在山西省境内黄河流域以东的一片地方。
2、出自维吾尔族,以官名为氏,始祖为布鲁海牙。元朝时,维吾尔族(当时也称畏吾儿族)人布鲁海牙归元,官拜肃政廉访使时,正值其儿子降生,布鲁海牙双喜临门,遂以自己的职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廉希宪(元时肃政廉访使简称廉使),廉希宪的后人与汉人一起生活,友好相处形成了廉姓的一支。
得姓始祖:
大廉。廉姓的确是一个十分老资格的中国姓氏,其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根据《姓纂》一书的考证。廉姓的姓源是这样的:“颛顼孙大廉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赵有廉颇。”换言之,这个古老的姓氏,也是最正统的黄帝后裔。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中,《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篇。廉颇,是战国时代赵国的神武大将,他的一生,多采多姿,在司马迁的笔下尤其栩栩如生。廉颇的精彩表现,不但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还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就是使他所姓的“廉”氏,成为了一个中国人所熟悉的姓氏,同时,更证明了廉姓的古老。廉氏后人奉大廉为廉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廉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远祖起源于上古时期,据元和姓纂记载,廉姓的起源非常古老,古代帝王黄帝有一个孙子叫颛顼,他又有一个孙子叫秦大廉,秦大廉的后代就以名字中的“廉”为姓。据元史记载,元朝时,有一个维吾尔族人布鲁海牙,深得元朝皇帝的信任,官拜肃政廉访使,不久,他的儿子降生了,他就用官名给儿子取名为“廉希宪”,从此,廉希宪的后代就都姓廉了。廉姓后来在河东郡发展成望族,世称河东望。姓苑:颛帝孙秦大廉之后,以王父字为氏。元史廉希宪传:元廉希宪,其父布鲁海牙拜廉访史而希宪适生,遂以父官为氏。廉姓望居河东郡(今山西省夏县北)。
3. 元朝的皇帝会说汉语吗?
在我国历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中,蒙古人的汉化程度排名是垫底的。
估计是因为蒙古人秉承了世界征服者的民族自信心,他们对汉文化不像之后的满族人那样进行充分的学习效法。
蒙古贵族阶层贵一直是排斥汉文化的,所以元代皇帝的汉文水平总体不高,不少元代皇帝就连说汉语也都成问题。
即便重用汉人的元世祖忽必烈,他推行汉化,但是元代上层对于孔孟之道的兴趣远低于射箭骑马,所以蒙古贵族的汉语水平极低。
就拿忽必烈来说,他的汉语水平也就马马虎虎。根据史料记载:“(汉人重臣许衡)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
也就是说,忽必烈见汉族大臣都要先选择翻译,然后接见,可见他的汉语水平是如何的。
元代皇帝大多不会说汉语,估计好称精通汉学元仁宗、元英宗及最后的元顺帝等少数几个才可以用汉语交流的。
如汉臣在给元帝讲《孝经直解》在解释“孝道乃德行之本”时,是这样说的“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
汉臣是先把汉语文言文翻译称白话文,然后在用蒙古语法,尤其是末尾的“有”这样的语气词也没有落下。
这种体是“硬译公牍体”,就是把蒙古语直译为汉语。
遇到极为正式庄严的场合,元代皇帝的汉文圣旨依旧是这副模样。
脱因、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那个,大小差发休着者,天根底祷告祈福祝愿者。( 出自《元代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元朝第六位皇帝泰定帝登基够神圣庄严了吧,他的即位诏书是这样的: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 ”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后来同为少数民族出身的乾隆皇帝实在看不下去元代皇帝这样粗鄙的汉语了,于是将这道圣旨重新修改润色以一番,顿时典雅高大上多了。
朕考晋献武王,薛禅皇帝之嫡孙、裕宗皇帝之长子也。圣慈眷爱,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就国以后,恪遵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凡军马人民一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数年之间,群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业。嗣后完泽笃皇帝命朕继承藩服,仍统领四大斡耳朵及北边军马,翼戴朕兄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朕侄硕德八剌皇帝。历事累朝,无贰尔心,以继朕皇考固让之志。恪恭厥职,屏卫王家,朕之行事,诸王宗室臣民皆所素知。今大行皇帝上宾,迤南诸王大臣军士及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等,咸谓天位不宜久虚,乾纲固有专主。近属之中,惟朕为薛禅皇帝嫡曾孙、裕宗皇帝嫡冢孙,以长以亲,于义皆无可让。况大行晏驾,事变非常,及今加意抚绥,犹恐皇皇未定。宜早正宸极,镇安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朕以臣民劝戴之故,俯顺舆情,九月初四日,即位于成吉思皇帝之大斡耳朵。布告中外,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所以,大多数元代皇帝是不会说流利的汉语的,他们用蒙古语甚至是藏语对话交流,但是用汉语只能说浅显的汉语,要么干脆就不说。
4. 忽必烈其实是汉人豪强抬上去的皇帝?
这个问题问的不错。忽必烈能击败竞争对手阿里不哥建立统一政权,中原手握兵权的汉世侯和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说句实话,忽必烈能上位全靠汉人的支持就有失偏颇了,除了中原汉地势力,至少还有两股力量力顶忽必烈:一、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裔塔察尔为首的东道诸王。二、太师国王木华黎后裔霸都鲁和名将兀良合台统率的五投下探马赤军。
霸都鲁一方就不用说了,忽必烈在攻打鄂州的时候,他们就是受忽必烈直接指挥的,从两人的交集来看,霸都鲁就是忽必烈的死党,关键时刻倒向忽必烈根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早在忽必烈于潜邸之时,两人都在讨论未来的国都定哪儿这样“高级别”的问题了,而且还已经排除和林,拍板北京。(蒙哥汗棺材板震动警告⚠️:忽必烈这个浓眉大眼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当我那时候死了是吧?)
至于塔察尔国王为首的东道诸王,首先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虽然东道诸王的世袭领地在松花江流域,但是其财源来自分土青、齐地区,与忽必烈主管的漠南地区根本分不开,这是与忽必烈利益一致的地方。再加上在蒙哥汗时代,其进攻南宋不利,被蒙哥这个直男强势羞辱,“你们回来时,我要下令狠狠地惩罚你们”,心中对漠北的政治势力怨气腾腾,他的幕僚撒吉思和忽必烈派去廉希宪两人又强势吹风,于是乎就上了忽必烈的“友谊的小船”。
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也是东道诸王最为积极,碰到阿里不哥的军队,他们的战斗热情是最高的,能动手的绝不叨叨,是忽必烈集团的头号打手。初战,东道诸王也松格和纳邻·合丹率兵以先锋身份于巴昔乞之地干翻了前来进犯的阿里不哥部。在决定性的昔木土脑儿战役,以塔察尔为首的东道诸王率兵一万余人加上部分探马赤军再次狂殴阿里不哥,打的其落荒而逃。至此,再也不能翻身。
所以,单纯从军事角度讲,忽必烈能上位东道诸王出的力气是最大的,其军功也是汉世侯和探马赤军难以比拟的。
总结一下,单方面说忽必烈是汉人豪强抬上去的皇帝完全有失偏颇。支持忽必烈的势力有三股:一、汉世侯和广大的汉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二、东道诸王。三、木华黎一系的五投下军团。
当然,汉地势力作用也是无可取代。从综合角度来看,忽必烈能成功夺得政权是和汉世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努力分不开的。对于汉地势力来说,在蒙古势力入主中原无可阻挡的情况下,必须选择一位对汉地农耕文明有包容性的蒙古宗王来做领袖就是最佳的抉择,正如郝经所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个最佳的选择就是忽必烈。
在蒙哥汗时代,忽必烈主管漠南之地,在主政期间,其摒弃蒙古传统,采取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革除了不少弊政,招抚流亡百姓,成功治理了邢州、河南、关陇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大为好转,获得了很大的人望,“东西数千里,道不拾遗,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
而以蒙哥为主导的蒙古传统势力则站在了“汉法治汉地”的对立面,还曾经发动了“阿蓝答儿钩考”,史称“钩校京兆钱谷,锻炼群狱,死者二十余人,众皆股栗”,中原汉地所有势力对漠北的统治集团极其反感,阿里不哥继承了蒙哥的原班人马,其对汉地的政策并不可能有改变,而且阿里不哥在漠南又没有政治基础。所以,一旦蒙哥汗死去,汉地所有势力几乎全站在了忽必烈这一边而排斥漠北政治势力,郝经下面的话倒是可以突出汉地知识分子对阿里不哥集团的反感。其实质是中原封建制统治和漠北旧有统治方式矛盾的总爆发。
《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八》:以次则幼,以事则逆,以众则寡,以地则偏,兵食不足,素无人望。
所以,当蒙哥死后,汉地的知识分子那真是一跃三尺高,着急上火的要拥戴忽必烈上位,满眼写着:阿里不哥算什么东西!必烈你快干他,自己上啊!
于是乎,拥戴忽必烈称帝的呼声一波接一波。
姚枢:“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
赵良弼:“今中外皆愿大王早进正宸,以安天下,事势如此,岂容中止,社稷安危,间不容发。”
董文用“一日三谏,以神器不可久旷”。
商挺:“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大合唱:“殿下太祖(铁木真)嫡孙,大行(蒙哥)母弟,以贤以长,当有天下。”
忽必烈表示阿里不哥这黄口小儿论年龄、论军功、论治国能力哪里比得上我,凭什么骑在我头上,在玩完三退让的把戏后,表示大家说的对,既然都这么力挺我,我不做老大也不行了。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辅翼,吾意已决。”促篆宝文,一冶而成,众皆称贺。翌日,上登宝位。
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就受到了汉地各方势力不遗余力的支持,为了助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拼了。忽必烈此次在开平称汗,其实从蒙古传统来说,法理性并不充足。毕竟阿里不哥人家首先开“忽里台会议”和称汗地点就在和林,按照惯例,全蒙古人应该是服从“嗣承成吉思汗宝位,领有他在蒙古的世代继承下来的土地的那个人”,而且来参加和林“忽里台大会”的宗王们无论从数量上和身份上都超过了开平“忽里台大会”,西道诸王除了旭烈兀,都强烈支持阿里不哥,再从蒙哥生前将自己掌管的60余个千户,并让自己的儿子玉龙答失辅佐阿里不哥的情况看,显然蒙哥更想让阿里不哥继承他的汗位,而非忽必烈。所以,从蒙古传统来说,忽必烈的继位合法性是被吊打的。
但是,汉族知识分子表示“合法性”这玩意不成问题,没有“合法性”,就强行制造“合法性”,既然你忽必烈在漠南继位,就用汉地的规矩,郝经借旭烈兀之口如是说:“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长兄既没,次兄当立。”,兄亡弟及,蒙古确实有这一传统,但后一句显然是为了迎合忽必烈“次弟”的地位而瞎编的,用汉族的统治理念强行解释,赋予忽必烈合法性。
这是给忽必烈搞“合法性”,还有谋略上的支持,当得知蒙哥逝世后,郝经、刘秉忠、商挺立刻意识到形势的变化,立刻让忽必烈北返,先拿下燕京地区,再于开平称汗,在政治形势上先声夺人,快阿里不哥一步。
当然,不管是强捏“合法性”,还是为忽必烈出谋划策,这些都是属于“无形的手”。那么接下来汉地给予忽必烈军事上和后勤上的支持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狂顶了忽必烈一把。军事上,不用说,汉世侯集体站在了忽必烈一边,战端一开,七个万户“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其主力全都被压在了燕京、长城一线,光严、史两家的军队就有25000余人,后又屯戍开平,跟随忽必烈北上与阿里不哥对抗。
在后勤上,忽必烈为了控制中原,设立十路宣抚司,从名单上看其最高长官的构成显然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官僚。宣抚司设立后,为忽必烈的前线作战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保障,所谓“外行谈战术,内行谈后勤”,这个功劳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中原地区的大量资源不断被调往前线。
《元史·卷四》: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
《元史·卷四》: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净州、鱼儿泺,以备军储。
《元史·卷四》:诏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输开平。
《元史·卷四》:敕燕京、顺天等路续制人甲五千、马甲及铁装具各二千。
这都是忽必烈在昔木土战役前的后勤准备工作,其记载还有很多,便不一一举例了。在汉族官僚的动员下,中原地区为忽必烈争位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更有一招,最为凶悍,那就是掌握漠南的忽必烈把阿里不哥大本营和林城的物资供应直接切断,让寄生型城市和林发生饥荒。就让你阿里不哥麾下的大千户军队直接断顿,机器人打仗还要冲个电、加个油什么的,你阿里不哥的军队难道是铁做的,不用吃饭么?
果然,经济封锁对阿里不哥极其致命,“哈喇和林城的饮食,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快捷合罕封锁了运输,那里便开始了大饥荒,物价腾涨”。其补给只能来源于察合台汗阿鲁忽,后来又与阿鲁忽关系恶化,大打出手,其后勤补给状况陷入窘境,被逼无奈之下向忽必烈投降,没有自己的后勤系统真是太过悲剧了。
《新元史·卷一百零七》:既而,阿里不哥征兵饷,阿鲁忽不与,且杀其使者,乃来降。
综上所述,忽必烈之所以能争位成功不仅仅依靠汉地的势力,但是汉世侯和汉族地主阶级的作用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
引用文献:《元史》、《新元史》、《史集》、《元朝名臣事略》、《郝经集编年校笺》
5. 元朝修了宋史辽史金史?
这个问题不错。元朝末年在丞相脱脱的主持下只编写有《辽史》、《金史》、《宋史》,而只是将夏朝的历史编成传记附于辽、金、宋三部正史当中,分别为《辽史》的〈西夏外纪〉、《金史》的〈西夏传〉、《宋史》的〈夏国传上下〉。这种操作其实在历史上不乏有质疑之声,比如民国学者戴锡章在自己所著的《西夏纪》中表达了类似遗憾。
《西夏纪》:西夏建国二百余年,颇怪当时史臣不为建议,勒成专书,仅附见《宋》、《辽》、《金》三史以传。岂以地处西偏,人为羌族,故外之欤?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乃辽、金有史,而西夏无史,何也?
我们首先可以排除掉元人疏忽这一类的原因,毕竟附录于《辽史》的〈修三史诏〉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修《辽》、《金》、《宋》三史是经过最高决策层充分讨论过的,所谓“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所以,很显然不给西夏修专史根本就是有意为之。虽然元廷没有表态为什么不修《西夏史》,但大致原因也能分析出一二来,个人认为原因如下:
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就是“正统性傲慢”。从本质上,元朝最高决策层和修史相关人员觉得西夏不配拥有正统地位,所以就干脆就不修关于他的专史,其他技术性原因还真是非常次要的。说句扎心的:就是没看上你(幸好西夏粉少啊!不然那些史官又的被喷一波)。
在编修人员看来,宋、辽、金三朝的帝制王朝是独立确立的,且辽、金与宋大部分时间称为南、北朝。然而西夏的情况则不同,西夏根本没有独立的国格,从礼法上来看,成为了宋、辽、金的藩属国,对这三国只能以“国王”、“国主”这样称谓来称呼自己(至于关起门来称帝就没人管了),这些册封过程在三史的附传中明确提到过,可见修史之人对西夏的礼法身份那是相当了然的。而且元朝史官也在附传的论赞中暗示西夏分量不够。如《金史》论赞就有“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所以在修史人员看来西夏就是一个对外称臣,在三国之间跳梁的偏霸政权,实在难以称其为“正统王朝”,所以自然不能给它编写专门的官方正史。
而且对西夏的“歧视”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元代就开始的,而是从宋朝就开始了。欧阳修在编写《新五代史》的时候,就给了西夏王族的祖先们很不公平的地位。比如党项李氏第一个称王的李仁福,在后梁时期已封王爵,代代相传,俨然西北一大国,不录于《世家》,而被打入了《杂臣传》,根据清代史学家推断原因很可能是“西夏方抗衡中国,尚未能要其始终,且恶其夜郎自大,不予以割符世爵故耶?”
而在南宋年间,从文人的史学作品来看对西夏的“歧视”更为严重。大家看下图,在叶隆礼所写的《契丹国志》的卷二十一目录上,就已经公然称辽宋是南北朝,而西夏则是“外国”,实际上在他的潜意识里就已经剥夺了西夏正统王朝的身份。
时间到了元朝,在忽必烈时期,当时的翰林学士王鹗就只是建议忽必烈纂修辽、金二史(当时南宋还在)。而在元中期,身为国史院编修官的袁桷上书请求朝廷辽、金、宋三史,并在寻访相关史籍的过程中,写了一道《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上面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他将自己搜罗的西夏史书和高丽史书罗列在一起,然后想将西夏、高丽的事迹仿造《晋书》的载记例进行编写。
所以,我感觉元朝末年的那帮史官一方面“有正统性傲慢”。另外一方面,也是历史惯性使然,毕竟几百年都是这么“鄙视”西夏的,到我这儿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问题!
更何况有元一代为了编写辽、金、宋史书,文人们为了三朝谁是正统争论不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三史编纂久拖未决。直到末年,宰相脱脱以“和稀泥”的方式才解决,所谓“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就这么个温和的折中方案,还有人不满,“然君子终以为非也”,在三史修成后,杨维桢极其郁闷,写了篇《正统辩》狂怼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大声疾呼:“我宋才是正统!”,文人争论的焦点都是辽、金、宋谁是正统。至于西夏?呵呵!我没时间。
元朝文人:辽、金、宋谁是正统都还不一定呢!你西夏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国哪边凉快哪边呆着去。
其他技术性原因编写《西夏史》确实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个困难大致有两点原因造成:
首先,惨烈的兵祸导致了西夏史书典籍的缺失。这还是蒙古人造成的,蒙古对西夏的灭国大战导致西夏人的激烈抵抗,这也遭到了蒙古人大规模屠城报复,蒙古破黑水城后,“藩部死者数万”。破肃州后,“军民尽屠之”。破盐州后,“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而据《史集》记载,做为西夏首都的兴庆府为未能在这波屠城中幸免。“异密们按照他(成吉思汗)的命令,秘不发丧,直到人民从城里出来,就把他们全部杀死”。城中居民惨遭屠戮,在察罕力谏后才罢手。(当然,又有一说是蒙古人在察罕的劝说下放弃了屠城,但是兴庆府抵抗如此激烈,长达6个月,蒙古人放弃屠城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两种说法结合起来更合理些)
蒙古人的大规模屠城肯定是带来了大量文化典籍毁灭,尽管耶律楚材在蒙古军攻克灵州后,抢出一部分典籍,但很可能也不是关键的典籍。根据《宋史》记载,夏朝是有实录存在的,但在夏朝灭亡后,并没有关于《夏实录》或夏朝的起居注记被抢救出来的说法。要知道,《宋史》和《金史》的基础史源实录、起居注等都在战火中保留下来了(见《元史》张柔和董文炳的传记),而独独西夏没有这样的条件,陷入了史料匮乏的状态。事实上三史的编写者就明确说西夏的附传是用周边史料编的,根本就没有提及实录、起居注、国史这样的档案,可见西夏文化典籍破坏之严重。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
其次,西夏也缺乏修史传统,直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为学士,俾修实录”,这离西夏建国已经117年,终于想到开始修实录了,而看它隔壁的辽国,早在耶律阿保机时期就已经有国史院这种专门修史的相关机构了。所以,西夏正史的缺失和西夏政权本身不重视修史也是有些关系的。
综上所述,主要是元廷因为正统性原因看不上西夏,那真是态度问题。其次西夏因为遭遇兵祸和以及自身不重视修史的特点,导致了可用史书不多。这几点就是西夏没有正史的原因。
引用文献:《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史集》、《庚申外史》
6. 怎样看待崖山之后?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汉民族史观,它代表的是一群汉族士大夫对汉族政权覆亡的一种哀叹,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视为“正统”断绝和文化断层的象征。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崖山之后的中国一直没有灭亡。那么“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是怎么来的?如何证明元朝建立后,中国没有灭亡呢?
满清入关后,明朝遗民便有用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的习惯,“崖山”一词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而“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最早便正式见诸于明末大文学家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这首诗中的首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全诗以崖山海战比喻南明的败亡,以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调子极为沉痛。如果按照诗句的表面意思来分析,那么崖山之后,中国的历史便已经终结。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从地理概念上讲,是指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这个地域在历史上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变化,但主体地区却保持着稳定;从民族构成上来讲,是指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大集合;而从文明上来讲,则是指以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圈,其他民族的文化多多少少呈现向汉族文化靠拢的现象。
宋亡之后,中国在地理概念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呈现扩张之势;在民族构成上来看,汉族的主体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那么,在地理和民族构成这两方面都未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下,“崖山之后无中国”说中的“中国”概念,显然指向的是文明概念,即中华文明遭到灭绝或破坏。无疑,中华文明的主流和核心是汉文化,那么在蒙元统治时期,汉文化是否遭到过遭到灭绝或破坏呢?
元朝当局对“中国”及汉文化的认同
忽必烈在元朝正式建立前后,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很强,这在众多史料中是有史可稽的。比如国号“元”便是取自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而元朝当局还以“五帝三王”的继承者自居,公开视自己为中国的王朝。其实,不仅元朝当局自认为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即使连取代他们的明朝也不否认。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诏中便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
不仅如此,元世祖的汉化程度还比较高,周围也有一大批汉族士人为其效力,这些士人竭尽所能的劝说忽必烈要尊重、延续、发扬汉文化,并且其建议大都得到认可,这从元当局对孔子地位的尊重及祭孔大典的延续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证实。不仅如此,汉文化还深深熏陶了蒙古族统治者,使得帝国的最高集团呈现日益汉化的倾向。当然,仅仅允许一种文化存在还不够,发展更加重要,我们接下来看看汉文化在元朝的发展情况。
汉文化在元朝的兴盛
史料一:《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一》序言中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可见,随着汉族中国政权的短暂覆亡,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随之枯萎、断层,反而仍保持生机勃勃的态势,呈延续发展之势。
史料二:《元朝名臣史略·平章廉文正王(廉希宪)》记载:“王名希宪(廉希宪死后追封恒阳王)…公于书嗜好尤笃,虽食息之间,未尝去手。一日方读《孟子》,闻急召,因怀以进,上问‘何书?’对曰‘《孟子》。’上问其说谓何,公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为对,上善其说,目为廉孟子”。可见不光是蒙古人中有很多学习汉文化,连色目人中也有仰慕学习汉文化的,并且素养极深。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汉文化在不仅在主体民族汉族中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其影响还扩展到更多的民族中去,比如蒙古族、色目人等都愿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
近代学者的观点
说到元朝时期汉文化的发展情况,著名学者陈垣曾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提到,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效仿,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则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
陈先生同时指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1260年至1360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可见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元朝文化的盛况还是颇为认可和赞赏的。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汉民族史观,它代表的是一群汉族士大夫对汉族政权覆亡的一种哀叹,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视为“正统”断绝和文化断层的象征。在他们眼中,所谓的“中国”必然指的是汉族政权,认为只有这种性质的政权才能代表中国,延续汉文化。一旦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来,便意味着汉文化的灭绝与野蛮文明的兴起。这种论调属于明显的偷换概念型,从元朝时期汉文化发展情况来分析,实属不值一驳。
更可况,以统治者的民族成分来界定“中国”的存亡,也是一件非常幼稚与危险的事情,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认知之中。因为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极有可能便不是汉人,而是西戎人。而即使把秦的祖先牵强到华夏族(汉人的前身),那么它在长时间以内,还是不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史记》当中明明白白的提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见《史记·秦本纪》)。
如果引用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的观点,“夷翟”之秦统一中国的同时,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灭亡呢?那我们岂不是早在2000多年之间便已亡国?还有后世的北朝时代(鲜卑族)、隋唐(较多鲜卑血统)、五代之唐晋汉三朝(沙陀人)、辽(契丹人)、金(女真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又该属于那种定位?
7. 蒙古四大汗国是哪几个?
蒙古四大汗国分别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
钦察汗国,又名金帐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的嫡长子术赤,但成吉思汗西征之后不久术赤便去世了。所以,钦察汗国的实际始祖是术赤的嫡次子拔都。
察合台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嫡次子察合台。术赤因为血统问题,其嫡长子身份始终具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所以察合台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成吉思汗嫡长子的角色,加之素与窝阔台亲近,所以,其在蒙古帝国初期的地位比较超然。
窝阔台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嫡三子窝阔台。因为窝阔台被成吉思汗立为储君,在成吉思汗死后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汗位。而且,其下一任蒙古大汗贵由也出自窝阔台系,是窝阔台的嫡长子。所以,窝阔台汗国在蒙古帝国初期一直都是蒙古大汗的直属领地,直到成吉思汗嫡四子托雷的嫡长子蒙哥成为蒙古大汗之后,窝阔台系才算真正回归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而窝阔台汗国从此也正式与蒙古大汗直属领地的身份告别。
伊利汗国,也译作伊儿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嫡四子托雷的嫡五子旭烈兀,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伊利汗国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里最晚建立的一个,而且始祖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而是孙子。同时,伊利汗国又是与宗主元王朝血缘最近的汗国(旭烈兀和元世祖忽必烈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均为托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所以,地位比较特殊。
简单点说,四大汗国其实大致相当于是成吉思汗四个嫡子家的封地。只不过,除了伊利汗国之外,蒙古帝国宗主元王朝也是托雷系。也就是说,最后成为孛儿只斤氏大宗的托雷系拥有两块地盘,而其他成吉思汗嫡脉的小宗一家一块。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是非常准确,但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吧。
后来,由于蒙古帝国地域过于广阔,四大汗国远离宗主元王朝,交通、联络不便。加之后来窝阔台系和托雷系争权以及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权时四大汗国站队不同,造成四大汗国终因各自利益与宗主元王朝离心,之后各自为战。实际上,元王朝最后只剩下一个宗主的虚名,而元朝皇帝也只剩下一个蒙古帝国大汗的虚名而已,实际对四大汗国已经失去了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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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史廉希宪传,越界的同义词有什么?
越过境界、区划。
引申:超过了本分。《元史·廉希宪传》:“仕于 宋 者,子弟得越界省其亲人。”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上海 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 近义词:越境,超界 希望能帮到你!2. 武威廉姓由来?
廉姓的来历?
一、姓氏源流
廉(Lián)姓源出有二:
1、出自高阳氏,为颛顼的后裔,以祖名为氏,始祖为大廉。根据《元和姓纂》和《姓纂》记载,黄帝之子名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孙名大廉。其子孙有以其名字命姓者,乃成廉姓。廉姓的出处河东,就是现在山西省境内黄河流域以东的一片地方。
2、出自维吾尔族,以官名为氏,始祖为布鲁海牙。元朝时,维吾尔族(当时也称畏吾儿族)人布鲁海牙归元,官拜肃政廉访使时,正值其儿子降生,布鲁海牙双喜临门,遂以自己的职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廉希宪(元时肃政廉访使简称廉使),廉希宪的后人与汉人一起生活,友好相处形成了廉姓的一支。
得姓始祖:
大廉。廉姓的确是一个十分老资格的中国姓氏,其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根据《姓纂》一书的考证。廉姓的姓源是这样的:“颛顼孙大廉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赵有廉颇。”换言之,这个古老的姓氏,也是最正统的黄帝后裔。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中,《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篇。廉颇,是战国时代赵国的神武大将,他的一生,多采多姿,在司马迁的笔下尤其栩栩如生。廉颇的精彩表现,不但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还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就是使他所姓的“廉”氏,成为了一个中国人所熟悉的姓氏,同时,更证明了廉姓的古老。廉氏后人奉大廉为廉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廉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远祖起源于上古时期,据元和姓纂记载,廉姓的起源非常古老,古代帝王黄帝有一个孙子叫颛顼,他又有一个孙子叫秦大廉,秦大廉的后代就以名字中的“廉”为姓。据元史记载,元朝时,有一个维吾尔族人布鲁海牙,深得元朝皇帝的信任,官拜肃政廉访使,不久,他的儿子降生了,他就用官名给儿子取名为“廉希宪”,从此,廉希宪的后代就都姓廉了。廉姓后来在河东郡发展成望族,世称河东望。姓苑:颛帝孙秦大廉之后,以王父字为氏。元史廉希宪传:元廉希宪,其父布鲁海牙拜廉访史而希宪适生,遂以父官为氏。廉姓望居河东郡(今山西省夏县北)。
3. 元朝的皇帝会说汉语吗?
在我国历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中,蒙古人的汉化程度排名是垫底的。
估计是因为蒙古人秉承了世界征服者的民族自信心,他们对汉文化不像之后的满族人那样进行充分的学习效法。
蒙古贵族阶层贵一直是排斥汉文化的,所以元代皇帝的汉文水平总体不高,不少元代皇帝就连说汉语也都成问题。
即便重用汉人的元世祖忽必烈,他推行汉化,但是元代上层对于孔孟之道的兴趣远低于射箭骑马,所以蒙古贵族的汉语水平极低。
就拿忽必烈来说,他的汉语水平也就马马虎虎。根据史料记载:“(汉人重臣许衡)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
也就是说,忽必烈见汉族大臣都要先选择翻译,然后接见,可见他的汉语水平是如何的。
元代皇帝大多不会说汉语,估计好称精通汉学元仁宗、元英宗及最后的元顺帝等少数几个才可以用汉语交流的。
如汉臣在给元帝讲《孝经直解》在解释“孝道乃德行之本”时,是这样说的“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
汉臣是先把汉语文言文翻译称白话文,然后在用蒙古语法,尤其是末尾的“有”这样的语气词也没有落下。
这种体是“硬译公牍体”,就是把蒙古语直译为汉语。
遇到极为正式庄严的场合,元代皇帝的汉文圣旨依旧是这副模样。
脱因、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那个,大小差发休着者,天根底祷告祈福祝愿者。( 出自《元代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元朝第六位皇帝泰定帝登基够神圣庄严了吧,他的即位诏书是这样的: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 ”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后来同为少数民族出身的乾隆皇帝实在看不下去元代皇帝这样粗鄙的汉语了,于是将这道圣旨重新修改润色以一番,顿时典雅高大上多了。
朕考晋献武王,薛禅皇帝之嫡孙、裕宗皇帝之长子也。圣慈眷爱,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就国以后,恪遵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凡军马人民一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数年之间,群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业。嗣后完泽笃皇帝命朕继承藩服,仍统领四大斡耳朵及北边军马,翼戴朕兄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朕侄硕德八剌皇帝。历事累朝,无贰尔心,以继朕皇考固让之志。恪恭厥职,屏卫王家,朕之行事,诸王宗室臣民皆所素知。今大行皇帝上宾,迤南诸王大臣军士及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等,咸谓天位不宜久虚,乾纲固有专主。近属之中,惟朕为薛禅皇帝嫡曾孙、裕宗皇帝嫡冢孙,以长以亲,于义皆无可让。况大行晏驾,事变非常,及今加意抚绥,犹恐皇皇未定。宜早正宸极,镇安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朕以臣民劝戴之故,俯顺舆情,九月初四日,即位于成吉思皇帝之大斡耳朵。布告中外,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所以,大多数元代皇帝是不会说流利的汉语的,他们用蒙古语甚至是藏语对话交流,但是用汉语只能说浅显的汉语,要么干脆就不说。
4. 忽必烈其实是汉人豪强抬上去的皇帝?
这个问题问的不错。忽必烈能击败竞争对手阿里不哥建立统一政权,中原手握兵权的汉世侯和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说句实话,忽必烈能上位全靠汉人的支持就有失偏颇了,除了中原汉地势力,至少还有两股力量力顶忽必烈:一、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裔塔察尔为首的东道诸王。二、太师国王木华黎后裔霸都鲁和名将兀良合台统率的五投下探马赤军。
霸都鲁一方就不用说了,忽必烈在攻打鄂州的时候,他们就是受忽必烈直接指挥的,从两人的交集来看,霸都鲁就是忽必烈的死党,关键时刻倒向忽必烈根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早在忽必烈于潜邸之时,两人都在讨论未来的国都定哪儿这样“高级别”的问题了,而且还已经排除和林,拍板北京。(蒙哥汗棺材板震动警告⚠️:忽必烈这个浓眉大眼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当我那时候死了是吧?)
至于塔察尔国王为首的东道诸王,首先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虽然东道诸王的世袭领地在松花江流域,但是其财源来自分土青、齐地区,与忽必烈主管的漠南地区根本分不开,这是与忽必烈利益一致的地方。再加上在蒙哥汗时代,其进攻南宋不利,被蒙哥这个直男强势羞辱,“你们回来时,我要下令狠狠地惩罚你们”,心中对漠北的政治势力怨气腾腾,他的幕僚撒吉思和忽必烈派去廉希宪两人又强势吹风,于是乎就上了忽必烈的“友谊的小船”。
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也是东道诸王最为积极,碰到阿里不哥的军队,他们的战斗热情是最高的,能动手的绝不叨叨,是忽必烈集团的头号打手。初战,东道诸王也松格和纳邻·合丹率兵以先锋身份于巴昔乞之地干翻了前来进犯的阿里不哥部。在决定性的昔木土脑儿战役,以塔察尔为首的东道诸王率兵一万余人加上部分探马赤军再次狂殴阿里不哥,打的其落荒而逃。至此,再也不能翻身。
所以,单纯从军事角度讲,忽必烈能上位东道诸王出的力气是最大的,其军功也是汉世侯和探马赤军难以比拟的。
总结一下,单方面说忽必烈是汉人豪强抬上去的皇帝完全有失偏颇。支持忽必烈的势力有三股:一、汉世侯和广大的汉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二、东道诸王。三、木华黎一系的五投下军团。
当然,汉地势力作用也是无可取代。从综合角度来看,忽必烈能成功夺得政权是和汉世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努力分不开的。对于汉地势力来说,在蒙古势力入主中原无可阻挡的情况下,必须选择一位对汉地农耕文明有包容性的蒙古宗王来做领袖就是最佳的抉择,正如郝经所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个最佳的选择就是忽必烈。
在蒙哥汗时代,忽必烈主管漠南之地,在主政期间,其摒弃蒙古传统,采取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革除了不少弊政,招抚流亡百姓,成功治理了邢州、河南、关陇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大为好转,获得了很大的人望,“东西数千里,道不拾遗,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
而以蒙哥为主导的蒙古传统势力则站在了“汉法治汉地”的对立面,还曾经发动了“阿蓝答儿钩考”,史称“钩校京兆钱谷,锻炼群狱,死者二十余人,众皆股栗”,中原汉地所有势力对漠北的统治集团极其反感,阿里不哥继承了蒙哥的原班人马,其对汉地的政策并不可能有改变,而且阿里不哥在漠南又没有政治基础。所以,一旦蒙哥汗死去,汉地所有势力几乎全站在了忽必烈这一边而排斥漠北政治势力,郝经下面的话倒是可以突出汉地知识分子对阿里不哥集团的反感。其实质是中原封建制统治和漠北旧有统治方式矛盾的总爆发。
《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八》:以次则幼,以事则逆,以众则寡,以地则偏,兵食不足,素无人望。
所以,当蒙哥死后,汉地的知识分子那真是一跃三尺高,着急上火的要拥戴忽必烈上位,满眼写着:阿里不哥算什么东西!必烈你快干他,自己上啊!
于是乎,拥戴忽必烈称帝的呼声一波接一波。
姚枢:“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
赵良弼:“今中外皆愿大王早进正宸,以安天下,事势如此,岂容中止,社稷安危,间不容发。”
董文用“一日三谏,以神器不可久旷”。
商挺:“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大合唱:“殿下太祖(铁木真)嫡孙,大行(蒙哥)母弟,以贤以长,当有天下。”
忽必烈表示阿里不哥这黄口小儿论年龄、论军功、论治国能力哪里比得上我,凭什么骑在我头上,在玩完三退让的把戏后,表示大家说的对,既然都这么力挺我,我不做老大也不行了。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辅翼,吾意已决。”促篆宝文,一冶而成,众皆称贺。翌日,上登宝位。
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就受到了汉地各方势力不遗余力的支持,为了助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拼了。忽必烈此次在开平称汗,其实从蒙古传统来说,法理性并不充足。毕竟阿里不哥人家首先开“忽里台会议”和称汗地点就在和林,按照惯例,全蒙古人应该是服从“嗣承成吉思汗宝位,领有他在蒙古的世代继承下来的土地的那个人”,而且来参加和林“忽里台大会”的宗王们无论从数量上和身份上都超过了开平“忽里台大会”,西道诸王除了旭烈兀,都强烈支持阿里不哥,再从蒙哥生前将自己掌管的60余个千户,并让自己的儿子玉龙答失辅佐阿里不哥的情况看,显然蒙哥更想让阿里不哥继承他的汗位,而非忽必烈。所以,从蒙古传统来说,忽必烈的继位合法性是被吊打的。
但是,汉族知识分子表示“合法性”这玩意不成问题,没有“合法性”,就强行制造“合法性”,既然你忽必烈在漠南继位,就用汉地的规矩,郝经借旭烈兀之口如是说:“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长兄既没,次兄当立。”,兄亡弟及,蒙古确实有这一传统,但后一句显然是为了迎合忽必烈“次弟”的地位而瞎编的,用汉族的统治理念强行解释,赋予忽必烈合法性。
这是给忽必烈搞“合法性”,还有谋略上的支持,当得知蒙哥逝世后,郝经、刘秉忠、商挺立刻意识到形势的变化,立刻让忽必烈北返,先拿下燕京地区,再于开平称汗,在政治形势上先声夺人,快阿里不哥一步。
当然,不管是强捏“合法性”,还是为忽必烈出谋划策,这些都是属于“无形的手”。那么接下来汉地给予忽必烈军事上和后勤上的支持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狂顶了忽必烈一把。军事上,不用说,汉世侯集体站在了忽必烈一边,战端一开,七个万户“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其主力全都被压在了燕京、长城一线,光严、史两家的军队就有25000余人,后又屯戍开平,跟随忽必烈北上与阿里不哥对抗。
在后勤上,忽必烈为了控制中原,设立十路宣抚司,从名单上看其最高长官的构成显然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官僚。宣抚司设立后,为忽必烈的前线作战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保障,所谓“外行谈战术,内行谈后勤”,这个功劳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中原地区的大量资源不断被调往前线。
《元史·卷四》: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
《元史·卷四》: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净州、鱼儿泺,以备军储。
《元史·卷四》:诏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输开平。
《元史·卷四》:敕燕京、顺天等路续制人甲五千、马甲及铁装具各二千。
这都是忽必烈在昔木土战役前的后勤准备工作,其记载还有很多,便不一一举例了。在汉族官僚的动员下,中原地区为忽必烈争位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更有一招,最为凶悍,那就是掌握漠南的忽必烈把阿里不哥大本营和林城的物资供应直接切断,让寄生型城市和林发生饥荒。就让你阿里不哥麾下的大千户军队直接断顿,机器人打仗还要冲个电、加个油什么的,你阿里不哥的军队难道是铁做的,不用吃饭么?
果然,经济封锁对阿里不哥极其致命,“哈喇和林城的饮食,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快捷合罕封锁了运输,那里便开始了大饥荒,物价腾涨”。其补给只能来源于察合台汗阿鲁忽,后来又与阿鲁忽关系恶化,大打出手,其后勤补给状况陷入窘境,被逼无奈之下向忽必烈投降,没有自己的后勤系统真是太过悲剧了。
《新元史·卷一百零七》:既而,阿里不哥征兵饷,阿鲁忽不与,且杀其使者,乃来降。
综上所述,忽必烈之所以能争位成功不仅仅依靠汉地的势力,但是汉世侯和汉族地主阶级的作用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
引用文献:《元史》、《新元史》、《史集》、《元朝名臣事略》、《郝经集编年校笺》
5. 元朝修了宋史辽史金史?
这个问题不错。元朝末年在丞相脱脱的主持下只编写有《辽史》、《金史》、《宋史》,而只是将夏朝的历史编成传记附于辽、金、宋三部正史当中,分别为《辽史》的〈西夏外纪〉、《金史》的〈西夏传〉、《宋史》的〈夏国传上下〉。这种操作其实在历史上不乏有质疑之声,比如民国学者戴锡章在自己所著的《西夏纪》中表达了类似遗憾。
《西夏纪》:西夏建国二百余年,颇怪当时史臣不为建议,勒成专书,仅附见《宋》、《辽》、《金》三史以传。岂以地处西偏,人为羌族,故外之欤?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乃辽、金有史,而西夏无史,何也?
我们首先可以排除掉元人疏忽这一类的原因,毕竟附录于《辽史》的〈修三史诏〉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修《辽》、《金》、《宋》三史是经过最高决策层充分讨论过的,所谓“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所以,很显然不给西夏修专史根本就是有意为之。虽然元廷没有表态为什么不修《西夏史》,但大致原因也能分析出一二来,个人认为原因如下:
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就是“正统性傲慢”。从本质上,元朝最高决策层和修史相关人员觉得西夏不配拥有正统地位,所以就干脆就不修关于他的专史,其他技术性原因还真是非常次要的。说句扎心的:就是没看上你(幸好西夏粉少啊!不然那些史官又的被喷一波)。
在编修人员看来,宋、辽、金三朝的帝制王朝是独立确立的,且辽、金与宋大部分时间称为南、北朝。然而西夏的情况则不同,西夏根本没有独立的国格,从礼法上来看,成为了宋、辽、金的藩属国,对这三国只能以“国王”、“国主”这样称谓来称呼自己(至于关起门来称帝就没人管了),这些册封过程在三史的附传中明确提到过,可见修史之人对西夏的礼法身份那是相当了然的。而且元朝史官也在附传的论赞中暗示西夏分量不够。如《金史》论赞就有“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所以在修史人员看来西夏就是一个对外称臣,在三国之间跳梁的偏霸政权,实在难以称其为“正统王朝”,所以自然不能给它编写专门的官方正史。
而且对西夏的“歧视”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元代就开始的,而是从宋朝就开始了。欧阳修在编写《新五代史》的时候,就给了西夏王族的祖先们很不公平的地位。比如党项李氏第一个称王的李仁福,在后梁时期已封王爵,代代相传,俨然西北一大国,不录于《世家》,而被打入了《杂臣传》,根据清代史学家推断原因很可能是“西夏方抗衡中国,尚未能要其始终,且恶其夜郎自大,不予以割符世爵故耶?”
而在南宋年间,从文人的史学作品来看对西夏的“歧视”更为严重。大家看下图,在叶隆礼所写的《契丹国志》的卷二十一目录上,就已经公然称辽宋是南北朝,而西夏则是“外国”,实际上在他的潜意识里就已经剥夺了西夏正统王朝的身份。
时间到了元朝,在忽必烈时期,当时的翰林学士王鹗就只是建议忽必烈纂修辽、金二史(当时南宋还在)。而在元中期,身为国史院编修官的袁桷上书请求朝廷辽、金、宋三史,并在寻访相关史籍的过程中,写了一道《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上面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他将自己搜罗的西夏史书和高丽史书罗列在一起,然后想将西夏、高丽的事迹仿造《晋书》的载记例进行编写。
所以,我感觉元朝末年的那帮史官一方面“有正统性傲慢”。另外一方面,也是历史惯性使然,毕竟几百年都是这么“鄙视”西夏的,到我这儿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问题!
更何况有元一代为了编写辽、金、宋史书,文人们为了三朝谁是正统争论不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三史编纂久拖未决。直到末年,宰相脱脱以“和稀泥”的方式才解决,所谓“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就这么个温和的折中方案,还有人不满,“然君子终以为非也”,在三史修成后,杨维桢极其郁闷,写了篇《正统辩》狂怼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大声疾呼:“我宋才是正统!”,文人争论的焦点都是辽、金、宋谁是正统。至于西夏?呵呵!我没时间。
元朝文人:辽、金、宋谁是正统都还不一定呢!你西夏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国哪边凉快哪边呆着去。
其他技术性原因编写《西夏史》确实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个困难大致有两点原因造成:
首先,惨烈的兵祸导致了西夏史书典籍的缺失。这还是蒙古人造成的,蒙古对西夏的灭国大战导致西夏人的激烈抵抗,这也遭到了蒙古人大规模屠城报复,蒙古破黑水城后,“藩部死者数万”。破肃州后,“军民尽屠之”。破盐州后,“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而据《史集》记载,做为西夏首都的兴庆府为未能在这波屠城中幸免。“异密们按照他(成吉思汗)的命令,秘不发丧,直到人民从城里出来,就把他们全部杀死”。城中居民惨遭屠戮,在察罕力谏后才罢手。(当然,又有一说是蒙古人在察罕的劝说下放弃了屠城,但是兴庆府抵抗如此激烈,长达6个月,蒙古人放弃屠城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两种说法结合起来更合理些)
蒙古人的大规模屠城肯定是带来了大量文化典籍毁灭,尽管耶律楚材在蒙古军攻克灵州后,抢出一部分典籍,但很可能也不是关键的典籍。根据《宋史》记载,夏朝是有实录存在的,但在夏朝灭亡后,并没有关于《夏实录》或夏朝的起居注记被抢救出来的说法。要知道,《宋史》和《金史》的基础史源实录、起居注等都在战火中保留下来了(见《元史》张柔和董文炳的传记),而独独西夏没有这样的条件,陷入了史料匮乏的状态。事实上三史的编写者就明确说西夏的附传是用周边史料编的,根本就没有提及实录、起居注、国史这样的档案,可见西夏文化典籍破坏之严重。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
其次,西夏也缺乏修史传统,直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为学士,俾修实录”,这离西夏建国已经117年,终于想到开始修实录了,而看它隔壁的辽国,早在耶律阿保机时期就已经有国史院这种专门修史的相关机构了。所以,西夏正史的缺失和西夏政权本身不重视修史也是有些关系的。
综上所述,主要是元廷因为正统性原因看不上西夏,那真是态度问题。其次西夏因为遭遇兵祸和以及自身不重视修史的特点,导致了可用史书不多。这几点就是西夏没有正史的原因。
引用文献:《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史集》、《庚申外史》
6. 怎样看待崖山之后?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汉民族史观,它代表的是一群汉族士大夫对汉族政权覆亡的一种哀叹,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视为“正统”断绝和文化断层的象征。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崖山之后的中国一直没有灭亡。那么“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是怎么来的?如何证明元朝建立后,中国没有灭亡呢?
满清入关后,明朝遗民便有用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的习惯,“崖山”一词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而“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最早便正式见诸于明末大文学家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这首诗中的首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全诗以崖山海战比喻南明的败亡,以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调子极为沉痛。如果按照诗句的表面意思来分析,那么崖山之后,中国的历史便已经终结。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从地理概念上讲,是指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这个地域在历史上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变化,但主体地区却保持着稳定;从民族构成上来讲,是指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大集合;而从文明上来讲,则是指以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圈,其他民族的文化多多少少呈现向汉族文化靠拢的现象。
宋亡之后,中国在地理概念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呈现扩张之势;在民族构成上来看,汉族的主体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那么,在地理和民族构成这两方面都未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下,“崖山之后无中国”说中的“中国”概念,显然指向的是文明概念,即中华文明遭到灭绝或破坏。无疑,中华文明的主流和核心是汉文化,那么在蒙元统治时期,汉文化是否遭到过遭到灭绝或破坏呢?
元朝当局对“中国”及汉文化的认同
忽必烈在元朝正式建立前后,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很强,这在众多史料中是有史可稽的。比如国号“元”便是取自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而元朝当局还以“五帝三王”的继承者自居,公开视自己为中国的王朝。其实,不仅元朝当局自认为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即使连取代他们的明朝也不否认。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诏中便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
不仅如此,元世祖的汉化程度还比较高,周围也有一大批汉族士人为其效力,这些士人竭尽所能的劝说忽必烈要尊重、延续、发扬汉文化,并且其建议大都得到认可,这从元当局对孔子地位的尊重及祭孔大典的延续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证实。不仅如此,汉文化还深深熏陶了蒙古族统治者,使得帝国的最高集团呈现日益汉化的倾向。当然,仅仅允许一种文化存在还不够,发展更加重要,我们接下来看看汉文化在元朝的发展情况。
汉文化在元朝的兴盛
史料一:《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一》序言中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可见,随着汉族中国政权的短暂覆亡,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随之枯萎、断层,反而仍保持生机勃勃的态势,呈延续发展之势。
史料二:《元朝名臣史略·平章廉文正王(廉希宪)》记载:“王名希宪(廉希宪死后追封恒阳王)…公于书嗜好尤笃,虽食息之间,未尝去手。一日方读《孟子》,闻急召,因怀以进,上问‘何书?’对曰‘《孟子》。’上问其说谓何,公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为对,上善其说,目为廉孟子”。可见不光是蒙古人中有很多学习汉文化,连色目人中也有仰慕学习汉文化的,并且素养极深。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汉文化在不仅在主体民族汉族中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其影响还扩展到更多的民族中去,比如蒙古族、色目人等都愿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
近代学者的观点
说到元朝时期汉文化的发展情况,著名学者陈垣曾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提到,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效仿,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则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
陈先生同时指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1260年至1360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可见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元朝文化的盛况还是颇为认可和赞赏的。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汉民族史观,它代表的是一群汉族士大夫对汉族政权覆亡的一种哀叹,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视为“正统”断绝和文化断层的象征。在他们眼中,所谓的“中国”必然指的是汉族政权,认为只有这种性质的政权才能代表中国,延续汉文化。一旦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来,便意味着汉文化的灭绝与野蛮文明的兴起。这种论调属于明显的偷换概念型,从元朝时期汉文化发展情况来分析,实属不值一驳。
更可况,以统治者的民族成分来界定“中国”的存亡,也是一件非常幼稚与危险的事情,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认知之中。因为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极有可能便不是汉人,而是西戎人。而即使把秦的祖先牵强到华夏族(汉人的前身),那么它在长时间以内,还是不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史记》当中明明白白的提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见《史记·秦本纪》)。
如果引用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的观点,“夷翟”之秦统一中国的同时,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灭亡呢?那我们岂不是早在2000多年之间便已亡国?还有后世的北朝时代(鲜卑族)、隋唐(较多鲜卑血统)、五代之唐晋汉三朝(沙陀人)、辽(契丹人)、金(女真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又该属于那种定位?
7. 蒙古四大汗国是哪几个?
蒙古四大汗国分别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
钦察汗国,又名金帐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的嫡长子术赤,但成吉思汗西征之后不久术赤便去世了。所以,钦察汗国的实际始祖是术赤的嫡次子拔都。
察合台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嫡次子察合台。术赤因为血统问题,其嫡长子身份始终具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所以察合台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成吉思汗嫡长子的角色,加之素与窝阔台亲近,所以,其在蒙古帝国初期的地位比较超然。
窝阔台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嫡三子窝阔台。因为窝阔台被成吉思汗立为储君,在成吉思汗死后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汗位。而且,其下一任蒙古大汗贵由也出自窝阔台系,是窝阔台的嫡长子。所以,窝阔台汗国在蒙古帝国初期一直都是蒙古大汗的直属领地,直到成吉思汗嫡四子托雷的嫡长子蒙哥成为蒙古大汗之后,窝阔台系才算真正回归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而窝阔台汗国从此也正式与蒙古大汗直属领地的身份告别。
伊利汗国,也译作伊儿汗国。始祖是成吉思汗嫡四子托雷的嫡五子旭烈兀,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伊利汗国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里最晚建立的一个,而且始祖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而是孙子。同时,伊利汗国又是与宗主元王朝血缘最近的汗国(旭烈兀和元世祖忽必烈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均为托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所以,地位比较特殊。
简单点说,四大汗国其实大致相当于是成吉思汗四个嫡子家的封地。只不过,除了伊利汗国之外,蒙古帝国宗主元王朝也是托雷系。也就是说,最后成为孛儿只斤氏大宗的托雷系拥有两块地盘,而其他成吉思汗嫡脉的小宗一家一块。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是非常准确,但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吧。
后来,由于蒙古帝国地域过于广阔,四大汗国远离宗主元王朝,交通、联络不便。加之后来窝阔台系和托雷系争权以及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权时四大汗国站队不同,造成四大汗国终因各自利益与宗主元王朝离心,之后各自为战。实际上,元王朝最后只剩下一个宗主的虚名,而元朝皇帝也只剩下一个蒙古帝国大汗的虚名而已,实际对四大汗国已经失去了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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